“末日飞机”满载重80万磅，能抵御核弹或小行星爆炸的影响，续航能力12小时。自1974年首次部署以来，这款波音E-4B一直是美国国防部长们远程输送的首选。但当阿什顿·卡特的幕僚发现这头巨兽真的会如其字面意义一样，摧毁爱达荷州太阳谷的跑道时，这位国防部长机智地改乘了苗条的湾流V型。
末日飞机
卡特准备参加投资公司Allen & C在太阳谷举办的科技精英年会。他只带了几个助理，他的妻子，一个不足10磅的旅行袋——以及美国军队拥有的新锐的创业精神。
美国国防部当然有着悠久的启动创新的历史。国防部一直以来就有着用巨资投入和联邦政府自上而下的控制结构来投资创造军事科技所需的传统。数码摄影、GPS、互联网——所有这些在向私营产业开放前都是由国防承包合同来滋养的，然后，它们变成了十亿美元级别的产业。
现在，流向逆过来了。国防部陷入了相当于打乱传统产业、政治家下台和颠覆全球动力的苦苦挣扎中。在数字时代，创新更多地来源于小企业家而非20世纪政府和商业标志性的阶层式组织结构。过去十年里，计算的价格大幅跳水，让任何手边有台笔记本电脑的人都能启动全球性的企业（见：Facebook、Uber、Square）。当然，五角大楼的研发部门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继续在孵化前卫的创意，但它仅仅是在为遥远的未来进行规划；城市另一端的五角大楼里，很多电脑上运行的仍然是80年代出品的软件——比今天许多士兵的年纪都大了。
更广泛地说，这一脱节让全球最大超级大国的防卫变得更加困难。美国的敌人们曾经主要是庞大笨重的民族国家。但过去十年主要的科技突破——智能手机、社交网络、云计算、无人机，将战争工具交到了任何人手里，包括恐怖分子、伊斯兰国之类的军事组织和供独裁政府雇佣的黑客团伙。正如莫伊塞斯·纳伊姆在《权力的终结》中写的：“21世纪，权力更容易获得，更难以使用——也更容易失去。”
统领220万武装力量的任务落到了卡特身上——无论是在阿富汗为了可以预见的未来而执行任务的1万名士兵还是美国网络司令部里的1千名专业人员，他需要将这些力量引领进一个推进策略比蛮力更重要的世界，而美国的全球性军事力量两者都需要。卡特已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坐了10个月，他如今将重注下在硅谷身上。他相信其工程师和企业家梦寐以求的硬件和软件具有帮助军队履行职责的无限潜力。而且，他声辩道，硅谷，以及更广义上的科技创业者们，能够为国防部带来很多有关灵活性、速度和工作新方式的灵感。
就其自身而言，科技产业依旧谨慎。国防承包以其死气沉沉的官僚气息和技术上的落后原始而著称。科技高管们也为寻求海外扩张而对表现得与美国政府太过亲密持慎重态度。坦白说，他们不想疏远潜在的客户。（例子：9月底，就在奥巴马政府考虑对中国网络间谍进行制裁的同时，苹果、脸书和微软的高管们在西雅图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且，虽然前国防承包商爱德华·斯诺登爆料国防部下辖国家安全局渗透进谷歌、脸书和其他公司的事已过去了两年多，硅谷许多公司至今依然耿耿于怀。该爆料显示：政府欺骗了这些公司，声称会帮助保护他们免遭监视的同时却在他们的软件里安置了后门以便可以随意暗中监视。
奥巴马相信卡特可以帮助修复国防部与科技公司之间的关系。卡特职业生涯早期也曾在五角大楼做过两届，任命之时，他是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的讲师。硅谷是个智力就是通行货币的地方，而拥有牛津大学理论物理博士学位的卡特无疑给硅谷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打发长时间的飞行无聊，他从大学书店拎了一堆教材上去，12个小时都在阅读。”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共同创始人马克·安德森说道。“在国防部长这种位置上还能对世界保有如此强烈的好奇心实在是件很特别的事。”出于科学若被正确利用便可帮助社会缔造伟大飞跃的共有理念，安德森和他的同类对卡特抱持有积极的尊重。而卡特，就他本人来说，培养了一种不切实际的信念：科技最好最光明的意愿，如果被合理地推动和启发，会落入与当初迫使他进入政府相同的公共服务意识领域。于是，在这个7月的早上，他脱下休闲裤，扯下领带，换上牛仔服，轻快地走动在太阳谷沙漠丘陵度假胜地，助手们微微落后几英尺以防被摄影师偷拍。
太阳谷
他在数百名初创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和公众知识分子面前接受了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查理·罗斯的访谈。从训练士兵与伊斯兰国作战的惨淡努力到数据加密的合法性，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被罗斯盘问到了。卡特试图在政府的需求（不加密！）和科技社区的需求（加密！）之间构筑一个平衡。当罗斯问到政府是否应当被允许在私人通信中添加后门时，卡特回答道：“我不总是认为后门是正确的解决方式。”这是个能让听众闻之点头的措辞，但他同时也说道；“我们都需要解决的挑战，是怎样在拥有个人的自由与保护的同时还能够保护公众免受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的迫害。”他或许没能说出什么有新意的论调，但硅谷众人似乎愿意放他过关。在听卡特谈话的时候，一位CEO给我发来邮件，“他说的真棒！！”
勾搭硅谷大概比卡特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遇到的各种斗争要简单。国防部是一个臃肿、复杂、低效且资源错位的组织——不动产超出需要25%却没有足够的黑客。尽管采购过程极其令人生厌，却有一些基本规则用以阻止非投标合同和其他滥用我们税金的行为。但无论如何，卡特必须种下文化和后勤改革的种子，让现代军工复合体足够灵活以提供其21世纪战斗力量所需的那种创新和支持。
卡特希望有更多的融合：将职业军官派遣到敏捷的私营公司几个月，以及邀请技术专家在国防部驻留一段时间。
在去年二月他就任国防部长的第一天，他就引入了一项他称之为“未来力量”的计划。该计划意图改革人事制度，尤其是让人员进入和退出军队更加容易。他还计划重组采购流程，让其容许初创公司以更便捷的方式与国防部做生意。他还在美国西海岸，加州山景城谷歌总部旁边4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专门发掘能够帮助国防部的公司、人员和创意。这个滩头阵地被他叫做“国防创新实验单元”。
“我时间很紧张。”我们第一次采访时他简短说道。他经常这么说，事实也确实如此。他只有一年时间来强力推动这一改变，新一届政府可能会任命新的国防部长。这么短的时间里他无法解决军队的问题，但至少可以做出一些改变。他可以为军队留下一个新的更灵活的工作方式来帮助军队自我改善。改革的风险很高，因为我们所处的全球生态系统是不稳定的。而安全就像是氧气，当你拥有的时候你不会注意到它，一旦失去，便命不久矣。
正式就职几个月后，卡特就回到硅谷在斯坦福发表演讲，这是20年来第一次有国防部长莅临硅谷朝圣。演讲后，他那5辆车组成的车队停在了安德森霍洛维茨的办公室前。安德森在休产假；共同创始人本·霍洛维茨接待了卡特，为他安排了一场与来自12家公司的创业者座谈的圆桌会议。气氛很放松，创业者们自由发言。“一个家伙说，‘我们很想与政府合作，但我们的一些工程师的生活方式恐怕拿不到许可。’”霍洛维茨回忆道，“他说的是吸食大麻的问题。”
卡特打消了对文化冲突的担忧。他解释道，涉及安全许可的事情上，政府试图确定两件事：第一，你是不是间谍？第二，你有没有做什么可能让你被人勒索的事？“大麻在今天看起来更像是清规戒律。”霍洛维茨说卡特这么告诉他们，暗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是他所捍卫的立场。“我们得对自己生活的世界现实点儿。”卡特说，“这也是我们需要在用人上灵活处理的一个例子。”
灵活性是卡特重塑国防部劳动力组成计划的核心，将使得延揽科技界最聪明的脑袋为国防部服务变得简单易行。回到五角大楼，是一个年轻的幕僚在一间比壁橱大不了多少的办公室里辛苦忙碌了几个月，以初创公司风格的熬夜苦干拿出了长达120页的重塑人事制度的蓝图。那里面打包了来自科技产业的一些建议，包括调整薪酬制度以便使很难聘到的工种，比如计算机工程师，可以享受绩效工资和激励性薪酬。这份蓝图还号召成立人力分析办公室——参考了谷歌数据驱动的人力资源部门“人力运营部”。要记得，国防部的记录保存系统自80年代以来便没怎么变过。人事资料分散在数个互不兼容的软件程序里。卡特想引入私营产业的数据统计者把这些记录全部清理一遍，并管理起一个新的大型中央计算机系统。“如果你去谷歌或脸书或美国银行，会发现他们有专门的数据科学家团队照管所有这些数据，预测某人什么时候最有可能离开，以及为什么我们因而要做些额外的事来留住他，又或者某个人身上有哪些能力可能适合某个职位。”国防部人事和战备副部长布拉德·卡尔森说。他被卡特赋予了帮助重塑国防部人事系统的任务。他认为，国防部应该拥有类似的东西——毕竟，这是美国最大的雇主。
基本上，卡特想要更多的融合。让职业军官到私营公司轮训几个月，将他们置入新的文化和创意中，再将这些新鲜元素带回国防部。同时，邀请科技大牛到国防部待上一段时间。最被看好的提案，是卡特在内部称之为BNKR_75的奖学金计划。（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中最初的流血战斗邦克山（Bunker）战役爆发，乔治·华盛顿在该年组建了美国军队。）紧跟白宫技术专家突击队——“美国数字服务”的模式，国防部也将邀请个人从他们的私营产业工作中抽出时间来为国防部的项目工作。
当然，一张蓝图并不意味着真能盖起一幢大厦。该报告80个建议中的大多数都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这些提案可能每年会耗去10亿美元的预算。但也并非不可能获得通过。国会已经支持了其他改革项目，比如军队退休体制的重大改变。但即使国会不作为，卡特那雄心勃勃的尝试也是奔着引发能持续到他任期之后的文化转变去的。带来私营产业的清新思考方式也是其功效之一。
目前，他可以在没有国会支持的情况下交出一些计划，比如BNKR_75。而且他也已经开始利用起美国数字服务团队了。就在他入职的那周，他要求技术团队让医疗记录从国防部传输到退伍军人事务部变得更简单些，以便退伍老兵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医疗记录。今年早些时候从硅谷进到白宫担任美国首席数据科学家的DJ Patil就负责帮忙管理这项工作。“卡特将该团队办公室放到了他的前台，这事儿几乎闻所未闻。”两周内，他们就完成了任务。
卡特的办公室在五角大楼第三层。这是一栋巨大的建筑。如果你沿着9/11事件后铺设的脚踝高的紧急出口发光箭头走过每条通道，你将走过17英里里程。不过，大概除了卡特，也没人能够这么做了吧。因为大多数房间都是机密的，立入禁止。要想见到卡特，你要穿过一个专用入口，上两段长长的楼梯，走过一条挂着23位掌管军队的男性和女性领导肖像的走廊。一路上都要关闭你的智能手机，然后进入一个房间边看CNN边等人将你护送穿过大厅到达他庄严的所在地。当然，在进入等待室之前，你的智能手机就要连同其他人的一起锁进门口的木质箱子里了。
五角大楼内部
目前他最大的硅谷赌注是：为期5年，耗资1.7亿美元，总部设在圣何塞的柔性混合电子制造创新机构。
他有可能会邀请你共进午餐，就像谢尔曼将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做的一样。但当我拜访的时候，我们仔细观察了他墙上的照片。一幅照片拍摄的是一只狗狗，那是他在2010年送到阿富汗排查简易爆炸装置的众多狗狗中的一只。还有他与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握手的照片。他最自豪的照片是一张展现18辆巨大的汽车列队在科威特沙漠上的。那些车辆是防地雷反伏击车（MRAP）。2007年，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努力争取将这些车辆装备到被简易爆炸装置大量杀伤的驻伊拉克和阿富汗军队中，这一部署花去了500亿美元。装备了MRAP的士兵伤亡率下降了75%。2009年开始，作为盖茨的采购、技术和物流副部长，卡特为全地形车的引入做好了安排，这些全地形车可以在阿富汗崎岖的山地中畅行无阻。
卡特从没设想过自己是技术专家或军队领袖。作为神经学家和前学校教师的四个小孩中最小的一个，卡特在费城的郊区长大。他在摔跤和曲棍球队的表现一贯不佳，但学习成绩非常棒。在耶鲁，他主攻物理和中世纪历史。
他计划走学术路线，获得了罗德奖学金，在牛津大学取得了理论物理博士学位。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与人合著了11部书籍，发表了超过100篇论文，包括一篇以“时间反转不变性”为主题的文章，论证世界能够以向前发展相同的规律往回反转。这是个他至今仍津津乐道的话题。“你知道的，量子电动力学只有正负电荷，对吧？”当我问及他的论文时他这么说道。当然，呃，大家都知道。
1979年，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导师建议卡特暂停学术研究一年，加入国会技术评估局的一支科学家团队。“他们的血液中流淌着作为技术专家的公共责任感，这一责任感培育了我这一代人。”卡特说。这一举动让卡特的职业道路在学术（作为哈佛大学教职员工）和国防部之间来回变动，直到2013年他通过了国防部长的总统甄选为止。那时也是他到斯坦福大学任教的时候。
国防部长这个工作如今不太容易找到人来做。奥巴马选择的查克·哈格尔在2014年底辞职了，宣称是因为在处理伊斯兰国上与奥巴马政见不合。理论上国防部长监管着大约6千亿美元的预算，但实际上该资金就是个移动靶，基本上很难命中。因为自2012年以来每年自动削减开支10%，联邦政府这些年来其实已经没有一个真正的预算了。而且要做任何重大变动，你都需要得到那功能失调的国会的批准。“当我还是国防部长的时候，还有些表面上的无党派方法，如今连这个都消失了。”卡特的导师，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对我说道。“这让国防部长这份工作更加难做了。”
通往国防部之路
阿什顿·卡特
高智商和曾在国防部如鱼得水的背景，让卡特的就任顺理成章，但他决定性的领导艺术被低估了：他真的很擅长与人沟通。一天上午，我们造访了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在那里的一间理疗室里，一名步兵描述了他第五次在阿富汗服役的最后一天里他是怎样踏上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的。爆炸贯穿了他，胸部以下都被撕裂了。在我们到访期间，他都穿着红白相间的高帮鞋，蓝色袜子拉高到假肢以上，现在他得在假肢上重新学习投篮了。卡特问候了他的家人，询问了他的医疗质量，停留的时间长到让他的先遣队都等得不耐烦了。
卡特从未参加过战斗，但他经历过能让人更体谅他人处境的那种失去。在他第一份非学术工作的第一天，一位秘书一直跟他跟到了餐厅。“她说，‘给你哥哥打电话。’”卡特回忆道，“我说，‘好吧好吧，我会的，我会的。’然后她又说，‘给你哥哥打电话。’”他的父母遭遇了车祸，他父亲开车撞到了树上，而他母亲当场死亡。在他回想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们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不久之后，我哥哥也去世了。”他说，“这不是一个什么巨大的悲剧，但意味着我没有太多的家庭回忆。”事实上，在他结婚的时候，父亲的位置上站着的是他的导师佩里。
两年半前，爱德华·斯诺登泄露了几十万份文档揭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以安全的名义侵犯我们个人生活的程度。NSA隶属国防部，至今仍受斯诺登泄密的影响。“机密信息的泄露对我们保护自身的能力造成了严重破坏。”卡特说，“它们破坏了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破坏了我们的工作。”
爱德华·斯诺登
硅谷人士大多认为此事仅仅是政府咎由自取。科技公司被NSA棱镜计划在他们的服务器里植入后门的新闻打了个措手不及。棱镜计划曝光重创了这些公司的国际运营，直到今天，这些公司仍能感受到那迎头痛击的余韵。
但对这些公司而言，有一点也渐渐变得清晰：后斯诺登的影响也并非像预测的那么具灾难性。调研公司Forrester已经将泄露事件对海外业务经济影响的估测修正为470亿美元，不到其最初估算的1800亿美元的1/3.Forrester调查过的公司中只有1/4削减了在美国互联网公司的消费。相反，大多数国外客户加固了他们的安全措施，给他们的数据加上了加密。
同时，大多数美国互联网公司与国防部保持了亦敌亦友的暧昧关系。双方都无法抛弃彼此的联系，因为二者都有着太多的利害关系。比如苹果公司，其CEO蒂姆·库克就是在太阳谷私下会见了卡特的众多高管之一。库克一直是明确支持加密的。在6月的一个支持隐私保护组织的颁奖晚宴上，库克说：“我们苹果反对客户应该在隐私和安全间做出取舍的想法。”至于国防部是否应该拥有解锁数据的主密钥，他说：“如果你将钥匙放在门口脚垫下以备警察取用，那小偷也能找到。”这些话词锋犀利，但国防部也是苹果的客户。自2013年始，国防部购买了超过20万部iPhone、iPad和iPod。
如果斯诺登的遗留物仍然在渲染五角大楼与科技巨头的关系，其对与初创公司关系的影响就小得多，多数初创公司还在想法赚取国防部的钱。传统上，这是个繁琐的过程。举个例子，曾经百花齐放的军事承包商在过去20年间已经经历了统一整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国防部发出的招投标中有半数都只接受一个投标。初创公司想过五关斩六将成为国防部的供应商真的太难了。“国防部被简单地看作是糟糕的客户，严重倾向于更大型更传统的熟脸公司。”美国海岸警卫队军官杰森·塔玛去年在布鲁金斯研究院做研究员采访初创公司创始人后如此说道。
即使初创公司能闯过成为承包商的复杂通道，其中一些仍然抱怨政府依然偏爱传统公司。想想伊隆·马斯克的SpaceX与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营发送军事和间谍卫星上太空的联合发射联盟（ULA）的竞争吧。国防部花了2年时间才完成对SpaceX的认证过程；那段时间里，空军慷慨地将28次发射机会给了ULA，让马斯克愤而起诉。SpaceX和国防部在1月达成了和解，空军也认可了SpaceX的猎鹰9型火箭可以发射军事和间谍卫星。
卡特誓言要让采购更加简单。以云服务为例，从普通的人事资料到绝密资料的存储，比如从装载了十几个高科技摄像头的侦察无人机上传回的视频影像，这所有的东西军方都要用到云服务的支持。今年早些时候，政府开启了一个更加用户友好的网站，像Box这样的企业软件公司报告说现在的流程看起来是要更直接明确了。卡特计划通过缩短厂商得到许可的时间来保持这种势头。“关键在于迅速签约——避免让这些人淹没在大量的文书工作中。”他说。同时，他也期望他的新西海岸办公室能够积极工作，找出那些潜在的供应商。
8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就在会一直延续到秋天的秋老虎的开端，卡特回到了山景城去揭晓他的硅谷大赌注：为期5年，耗资1.7亿美元，总部设在圣何塞的柔性混合电子制造创新机构。在莫非特机场一个风洞里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卡特说：国防部将斥资7500万美元构建公营-私营合作伙伴关系，将由行业组织柔性技术联盟负责运营。学术界和初创公司将会获得研究基金以将他们的发明更快地从实验室应用到工业界。
柔性电子将超薄硅单晶融合进可延展材料中，将它们从僵硬的电路板和芯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结果，就是可以弯折的电脑。发展良好的话，它们将对国防部和参与此项目的96家公司（苹果、洛克希德马丁等）和11家实验室都产生重大影响。想象一下一片薄薄的平板电脑可以像袖子一样卷在士兵的手臂上，代替现在在用的那些笨重的导航和通信硬件，大大减轻士兵们那可重达70磅的背包重量。或者更轻巧更不容易出故障的新型机器人。再或者，能够更好地监控大型昂贵军事设备（比如“末日飞机”）的结构性健康的传感器带。而对私营产业而言，可以想象一下注入进衣服中的可穿戴医疗设备，或者嵌入进我们桥梁的纤维以帮助监测它们的完整性的轻量级传感器。
卡特使自己的发言保持简洁，以便他能驶过莫非特去看看刚刚成立的国防创新实验部队。就像他在4月到访中所做的一样，依然组织了一次圆桌讨论。安德森这次结束了产假，参加了讨论。医疗科技初创公司Theranos、机器人设计制造公司Liquid Robotics的首席执行官，以及SpaceX的总裁和其他公司高管也参与了会谈。不过，这次，会谈由军方主持。国防创新实验单元（DIUx）主管，Darpa校友乔治·杜查克刚刚上任3周整。
DIUx天生不适应军队体系。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替代Darpa，两者将有可能会紧密合作。它也不会试图代替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1999年成立的非营利性风投公司In-Q-Tel，反而两者间留存有合作的余地。我们不如将它看作是球探办公室。杜查克和他的团队将拜访各家初创公司，网罗工程师，为后备军提供参与进项目的机会，并定期向卡特汇报。
卡特希望这种减少官僚主义和投资研究的做法能在他的任期之后依然留有延续性的影响。但很明显，他能够实现的这些的进展中的大多数，都是得益于他本身具有的特别的才能。他能够描述柔性混合电子是怎样运作的，并且坚信柔性混合电子制造创新机构必须被建在圣何塞；他在就任国防部最高职位很久以前就在培育与科技高管们的关系；他相信科技界最聪明的大脑同时也是爱国的，受到能被以正确的方式释放的目的与使命感的驱动。“他们发明新技术，创造繁荣、连接和自由。”卡特这么评价他在太阳谷回家的那些科技显要们。“他们感觉自己也是公仆，而且他们希望在华盛顿有他们可以连接的人存在。”
无论是爱国主义驱动他们，还是仅仅因为他们从与国防部的关系中看到了新的商机，很多科技高管们都支持卡特。我问霍洛维茨他认为卡特离任会会发生什么。“只要够好，国防部长趋向于跨政府任职。”他说。此处他指的是唯一一个跨越两届政府任职国防部长的人——罗伯特·盖茨。“我真心希望卡特也能这样。”
但更有可能的是，新一届政府将换一个国防部长来让科技界重新认识一番。卡特正争分夺秒，试图在期限到前种下国防部的新形象。因此他从圆桌会议上走开，快步行至等待中的车队，越过在山景城街道上骑他们的沙滩脚踏车的谷歌工程师们，奔向领英的公司总部。时值傍晚，但对卡特而言，这天才刚刚开始。
本文译自《连线》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