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黑客或说黑帽子，总是试图利用安全漏洞获得对机构计算机网络的未授权访问。这种恶意行为常常威胁到数百万客户的个人信息或财务信息。但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成为黑帽子呢？他们又是怎样策划每一次攻击的呢？
绰号“黑龙”的马修·贝多斯
最近，一名前黑帽子。2013年，网络别名“黑龙（Black Dragon）”的马修·贝多斯，对媒体吐露了他的心路历程和黑客生涯。之前，贝多斯曾因试图从联合国计算机系统里盗取价值650万英镑的碳信用额而被捕入狱。去年刑满释放后，他成立了自己的IT安全公司——红龙安全（Red Dragon Security）。
（安全牛注：碳信用，又名碳排放权，可以用于交易，目前国际市场每个”碳信用”配额转让价格通常为15美元至18美元）
对电脑的兴趣
一开始是游戏把我吸引到电脑前。我5岁的时候就开始在Commodore 64机上玩游戏了，不过最后升级到了PC上。“武装直升机（Gunship）”和“野狼行动（Operation Wolf）”是我在PC上最喜欢的游戏。之后我开始探索像数据库、微软Word一类的软件，并自学了QBasic语言进行基本的编程。我对计算机的热爱最终使我在中学时代变开始了IT历程。
走上黑客道路
我进入黑客领域源于我青少年时期打发时间的方式。一开始是拨号上网，后来是宽带上网，我会拨大约800个号码，寻找传真机和其他系统，用不同的密码尝试之。通常，我会键入“root”，然后就进去了。在那个时代，你根本用不着懂编程。你只需要知道到哪儿找，知道那些资源可以用来查看公司的文件。
有段时间，在发现这些安全漏洞之后，我会联系受影响的公司，告诉他们漏洞的存在，但是他们根本不在意。他们基本上会建议我去跳楼，于是我开始考虑该怎样利用他们的漏洞。这么干也许是出于报复心理吧。
招惹一个16岁的少年从来都不是好主意，尤其是那个少年能够用一台电脑引发混乱的时候。坦白讲，如果他们当时说的是“谢谢”，事情的发展也许就完全不一样了，但他们没那样做。
很遗憾，今天的工业社会里，此类事件无独有偶。实际上，我发现IT员工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自己的上级知道漏洞的存在，因为他们害怕被认为不称职，这造成了一种很不健康的环境。如果你告知了员工，他们只会无视你；如果你联系了上级主管人员，他们会对号入座认为你是在批判他的员工。无论哪种情况，你都会被屏蔽。
这种问题到处都存在，不过在有公司被入侵后通常都会有所改变。这就是我走入黑帽子行列的原因。
黑帽子社区
我刚从事黑帽子活动的时候，并不知道谁在跟我干同样的事情，于是我查找了一些网上社区，期待能结识跟我有同样兴趣的人。这些论坛用公开的搜索引擎就能搜到。
那个时候，我联系上的大多数人都是业余爱好者。他们对获得权限有着真挚的兴趣，并且十分乐意共享信息。这些论坛最终令我接触到了一些哥们儿，他们把我带进了几个不那么公开的IRC聊天室。就是在那里，我认识了更多的人，一切从那里开始。
然而，大约在2003或2004年，我发现自己已经比社区成长更快了。于是，我脱离了社区，完全沉浸在IRC聊天室里。那个时候我是真心对网络设备超感兴趣；我把自己的时间都花在研究路由器和交换机上，还在网络上找寻老旧的工业系统。
有一天，我试图在一个IRC频道上聊起网络的话题，但频道里充斥着聒噪的新人。他们对我人身攻击，说研究网络根本没意义，还劝我最好放弃。
他们的负面评论真心气到我了，所以我给他们扔了个数据包炸弹成功让他们闭嘴。不过，我还是自此以后失去了对IRC频道的所有敬仰，我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进平时常去的那些频道了。
十年前我看到的消极与恶意自此不断升级。今天的世界里，黑帽子都在彼此拆台——互相谩骂、人身攻击。如果非要我说的话，这是事与愿违，不利发展的。
从未想过被抓
我没想过被抓那么长远。而且，老实说，我根本不在乎被抓，因为我真没什么可失去的。我能挣钱，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我的家庭都习惯了我常年旅行，看起来不太可能会想念我或是怎么的。
另外，警方一直在找我。很多次我都感觉到执法人员就在我附近。不过，我很幸运地拥有很多朋友，其中有些会不时地给我警报。他们会告诉我避开某些联系人、聊天室或者网站，有时候甚至会让我离开屋子。
同时，我还能干上几票大的。比如说，我一度掌握了英国著名通信公司Telewest半数的客户基础设施——通过这个我能控制这家公司半数客户的设备，仅在英国本土就相当于掌握数百万英镑。我还曾掌控过一家笔记本电脑公司的访问权限，让我可以盗取14.4万张信用卡。另外还有仓库、股市和其他目标。
即使到了今天，我仍然知道一些还留有漏洞的系统，但我再也不能告诉那些公司漏洞的存在了，因为现在未经允许对公司系统进行测试是违法的。我有可能被拘捕，而我是真心不想再回到高墙之内了。
所以，好吧，我从没担心过被抓，也没有被抓住，直到2013年。
发动对联合国和欧盟的攻击
有两个人找到我商谈这件事。几年前我曾与其中一人合作过，但我对他知之甚少。我们从没见过面。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或国籍，甚至不知道对方的长相，也没必要知道这些。这是个交易，所以我们没工夫做那些与工作无关的事。
总之，一个人通过另一个人找到了我，付钱给我让我听听他的故事，考虑要不要接这活儿。没多会儿我就同意入伙了，一切就此展开。我只有一项任务：获得联合国和欧盟碳信用额交易系统的访问权限。
在我同意帮忙后不久，负责的家伙就发给我一张碳信用额交易员的名单，让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用处。这张单子就是个垃圾，里面根本没有我们用得上的东西。所以，我创建了自己的列表，帮他渗透了一些网站。然后，我们利用恶意软件攻击延伸了我们的触角。
为了达到目的，我精心制作了带有恶意程序的软件包，由他将之散布到交易方和其他实体中去，包括印度政府和另一家不能具名的英国大型网站。最终，借由万维网的强大魔力，我们成功渗透了联合国。
愚蠢的错误
那个时候，我们拥有联合国碳信用额交易系统不受限的访问权限——超过5亿信用额在我们手里。但由于一个愚蠢的失误全盘皆输：跟我合作的那个家伙在转移被盗信用额的时候竟然输错了账号。
很快，他就联系了我，相当紧张和神经质，不停地尖叫。他求我把事情搞定，于是我登进系统去看看还有什么可做的，但为时已晚。系统已经不再让我进行任何操作。
这有些令人担心，但我没觉得有任何必要比平时更警惕。我们继续奋斗，目标指向欧盟，从那里盗取了8千碳信用额，大约价值8.9万英镑。
锒铛入狱
这活儿干完后，我回到了英格兰中部地区，跟我妈一起待了几天。某天早上醒来，家里多出了30名警察。他们告诉我我因洗钱嫌疑和触犯计算机滥用法案而被捕了。
我被押送到了警察局，但我在那儿没看到警察。我只见到了重大有组织犯罪署（SOCA）的探员。他们审问了我8～16个小时，连续两天。第三天，他们把我送上了法庭，我还押候审的地方。
他们以6项罪名逮捕我。审判过程中罪名数量一度膨胀到了44项，不过没过多久，这些罪名又开始一项项削减下去。最终我对18项指控认罪，只被判了4年刑期。
我在狱中总共只服刑了大约20个月。我从没觉得过我属于那里，但同时，入狱并非世界末日。大多数时间里，我只是低头做人。另外，我选修了一些网页设计、商业和网络课程。
成立安全公司
我出狱的时候并没有在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事实上，出来一周之内我就接到了从阿姆斯特丹、印度和世界其他地方打来的电话，问我可以不可以为他们工作。但是，我只是处于假释期（现在依然是，直到今年5月才真正自由），因此我不能离开这个国家。在彻底自由之前我不得不留在英国做事。
我知道有些公司付钱请黑客渗透更小的公司以摧毁他们的经济竞争，这令人恶心。我讨厌看到人们被利用。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保护小公司免受此类安全事件的危害以平衡经济领域的竞争。这就是我成立红龙安全的原因。
大局观
我的技术一直以来都是基于攻击的，因此当我走向安全领域，我能够从攻击者的角度看问题。但这还不是全部。你知道，我的方法是独一无二的。一直有人对我说我不像是个黑客。甚至审问过我的SOCA探员们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说我更像个规划师，像隐身银行劫匪背后的操纵者。
我是个有大局观的人。因此，当我考虑我该怎样保护一家公司的时候，我会以攻击者的思维思考但不纠结渗透的方式。相反，我考虑的是，“一旦取得访问权限，我能对我的目标做什么？”。采用这种方式，我能够了解到公司不同部门对攻击者的价值所在，也就能为公司量身定做有针对性的安全策略。
最终感想
我曾经喜欢当黑帽子。我喜欢它的运作方式，但最终是人让事情变得无法容忍的。
举个例子，比如黑进一家公司偷了10万个信用卡账户。偷取信用卡本身并不难，脱手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毕竟，你没办法把它们卖给黑客，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信用卡等着套现。留给你的就只剩卖给犯罪分子一途了，这可比信用卡的价值本身还招惹麻烦。这些家伙总是回头抱怨信用卡不能用，其实只是找借口索要更多而已。根本就是欺诈。
考虑到这些，我是真的厌倦了当黑帽子。当你搞定你黑客生涯头10或20个网站，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但攻下100-200个网站之后，体力活儿的感觉简直挥之不去。你有太多的信用卡需要出售，跟你打交道的尽是些常常拆你台的人或者想赖你账的人。你最好单打独斗。
回忆往昔，我很高兴警察抓住了我。至少，现在如果有公司请我清理他们的网络，我可以通过贝宝给他们开张发票。
不过，话又说回来，红龙安全也只是暂时的。明年，我将追寻我在科学技术上更广泛的爱好，开始为创建另一家公司解决后勤问题，这将涉及到聚合必要的安全、市场营销、金融和商务智能。
